第七十一章 錢去哪兒啦

    朱由校拿出小本本，把袁老師推薦的能員記了下來。好記性不如爛筆頭，沒有手機電腦，朱由校只能用這個笨辦法。

    雖然知道歷史的走向，可朱由校也深感到歷史知識的淺薄。要說孫承宗、徐光啟、孫傳庭等名人大佬，他是知道的，可畢竟就那麼幾個。

    比如這個叫鹿善繼的，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出身，現任兵部職方司主事，以才幹突出聞名。

    按說萬曆四十一年的進士，也算是資歷不淺了，可還是個小官，原因還是出在這傢伙死倔死倔的，被萬曆帝接連貶謫降職。

    儘管袁可立對鹿善繼的人格與學養魅力稱讚不已，朱由校卻對這個犟頭的「以死爭」並不在意，他看重的是鹿善繼的另一個特長。

    鹿善繼初入仕途後，先觀使兵部，後授戶部山東司主事，職鹽法，以國家邊餉取足於此故，而究心鹽法，向專家學習，作《粵閩鹽法議》。

    朱由校現在急求什麼樣的人才，一是能打的將領，二是會賺錢的能員。

    鹿善繼研究過鹽法，還能寫出什麼法議，去干鹽政豈不合適？就算不去管鹽政，去戶部當官，也算是專業對口不是。

    其實，朱由校也發現光靠自己那點歷史知識，尋找能員幹吏是絕對不夠用的。除非有度娘幫忙，要不誰能知道哪個傢伙幹過啥，有啥特長。

    儘管如此，朱由校也逐漸發現了一些規律。那就是在地方上幹過，政績比較突出的，多數都是有才幹的。

    象登萊巡撫陶朗先，天津巡撫畢自嚴，四川巡撫朱燮元，還有一些更加名不見經傳的知州、知府，也都甚有才幹，將地方經營得挺好。

    由此，朱由校得出一個可能並不太正確的結論。在地方上做官，更考驗實際工作能力，更知道底層百姓疾苦，倒可以作為標準來考察官吏。

    治大國如烹小鮮。連一縣、一州、一府都治理不好，跑到朝堂上誇誇其談治國方略，那不是扯蛋嗎？

    而明朝的內閣成員多出自翰林，翰林院又被稱為政府儲材之地。英宗後更有慣例：非進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內閣。

    雖然不是絕對，但地方督撫入閣，卻還是很少的。

    朱由校已經在著手改組內閣，兵部尚書張鶴鳴是罷黜的第一個，接下來是吏部尚書趙南星。

    戶部主管財政稅收，乃國家的經濟命脈，現任尚書李宗延，雖說有些支持和同情東林黨人，但還是比較溫和的實幹人才。

    只不過，李宗延年事已高，缺乏銳意進取的精神。朱由校要改革，自然要換掉他，致仕榮歸，也就是了。

    軍權、人事、財政，這三權握在手中，朱由校才能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。現在的問題就是，拿下容易，誰能頂上去，並按他的意旨行事，讓他頗費心思。

    現在呢，陶朗先、畢自嚴，還有泰昌元年起用的，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的李起元，已經被朱由校選中，很快便將入閣。

    李起元被朱由校注意到，是他以兵馬徵調空虛，火落赤吉能銀歹三酋窺隙謀犯，而上疏的十二款。

    條理清晰，措施得當，朱由校全部照准，並開始細查李起元的履歷。

    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。

    這個李起元已經歷經嘉靖、隆慶、萬曆、泰昌、天啟五朝，先後任職知縣、戶部主事、參議、副使、參政、布政、布政使、巡撫、總督，可謂是從基層干起，純靠實幹和政績步步升遷的。

    剛任河南原武縣知縣時正遇饑荒，李起元開倉岀谷，創設粥場，救活饑民數萬人。而自己卻忍飢挨餓，四處奔走視察，弄得人瘦衣寬。

    任戶部主事時，李起元以精通部務而聞。

    任山東參議岀使臨清時，適逢臨清民變，李起元在平息民變中起到重要作用，為朝廷節銀四萬八千兩，儲庫備荒、深受萬曆皇帝器重。

    在任河南左布政使時，李起元被奏為「天下清廉第ー」。

    這資歷，這政績，一步一個腳印，在哪裡都發光，可敬的老同志，可敬的老革命啊！

    而且，朱由校認為李起元目光敏銳，比他更能發現大明的積弊，且無黨無派，清廉敬業，可為戶部尚書。

    天津巡撫畢自嚴也不錯，在理財上有些才幹。但朱由校感覺他精打細算可以，拓展財源的腦洞似乎不夠寬廣。

    節流是需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開源。

    抄貪官的家，從宗藩身上割肉，還有工商礦稅的收取，都是辦法。但最重要的財源在哪，出口創匯賺銀子唄！

    但開海禁容易，賺到錢也不難，可要使國庫充盈，那就很不簡單了。

    隆慶開關之後，到明朝滅亡的七十多年裡，世界白銀的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國，可大明王朝積累了多少財富？

    說得不好聽，國家照樣窮得叮噹響，崇禎就是被窮死的。

    國家沒賺到錢還不說，湧入的大量白銀反倒造成了通貨膨脹，使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加艱難。

    聽懂了吧，海貿是賺錢，大大的賺錢，可賺到錢的不是國家，是那些海商和參與其中的官員。

    也別說隆慶開關只有一個月港是貿易口岸，按照現在的制度，以及官僚體系，就是再開十個八個口岸，財富的大頭照樣進不到國庫，肥的依然是江南豪族、士商官吏。

    就象商稅，鈔關那麼多，可依然擋不住官商的特權，擋不住豪商巨賈通過各種手段來逃稅漏稅。

    沒有門路的中小商人則是叫苦不迭，他們倒成了納稅的大頭，逢關必收，經營窘迫。

    《金陵瑣事》上有一個故事就很令人深思，也令朱由校出離的憤怒。

    說是萬曆年間，有一個百姓想做點小買賣餬口，東拼西湊了七八兩銀子後，從家鄉收購了一批燈草，僱船運去販賣。

    三十稅一嘛，才二三錢的稅，負擔不重，小百姓盤算著一來一回怎麼也得賺個二三兩銀子。

    可一百多里的水路，好傢夥，竟有十多個鈔關，愣是收了近四兩銀子的稅。